论物权法定原则

久爱奥鹏晓林

【摘要】物权法定，是罗马法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物权法采用的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仅指法律对物权创设（种类和内容）之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剥夺，但并不及于物权的设立变动方式、效力及其公示方法和行使物权的方法等。反对封建身份等级、醇化财产权利，维护一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便于物权公示以维护交易安全，是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根据。
【关键词】物权　物权法定 原则
【正文】
物权法定原则，又称为物权法定主义，是指物权只能依据法律设定，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也不得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1]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被认为是“物权法构造重要支柱之一”。[2]研究物权法定原则，探求其内涵、存在根据及发展趋势，对于我们今天的物权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与内容
物权法定主义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承认所有权（dominium.proprietas）、地上权（superficies）、永佃权（emphuteusis）、役权（servitus）、质权（包括占有——pignus亦即非占有的抵押权——hypotheca）等具有物权属性。近代大陆法系各国继受罗马法，无不在民法中采用物权法定主义，如日本、奥地利（第308条）、荷兰（第584条）、韩国（第185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都以立法形式予以明定。《日本民法典》第175条规定：“物权，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所定者外，不得创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57条也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法、瑞、德等国民法虽无明文，但解释上莫不肯定此项主义。物权法定主义尽管已为近代各国物权立法所普遍采纳，但对其解释却不尽相同。法国学者所解释的物权法定，仅指物权类型（种类）和内容的限制；而德国学者所解释的物权法定，则不仅包括物权类型和内容的限制，而且还包括物权设立和移转形式的限制；至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其立法上明文规定的对法定物权外的物权的“创设”的禁止规定中之“创设”的理解，则均认为是对物权种类和内容之任意创设的限制。[3]　
我们认为，物权法定是指物权只能依法律强制性规定设立，当事人不得依意思自由创设或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物权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如下：　
1.物权的种类法定，当事人不得随意创设，学说称为“类型强制”（Typenzwang）。根据物权法定主义，当事人设定的物权必须符合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即“只允许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物权秩序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4]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物权种类时，则不能解释为法律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只可解释为法律禁止当事人创设此种物权，例如，设定不移转占有的动产质权；约定租赁权为用益性质的他物权等，都因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物权种类法定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2.物权的内容法定，禁止当事人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悖的物权，学说称为“类型固定”（Typenfixierung）。当事人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物权内容的界限，改变法律明文规定的物权内容，如约定永久性地限制所有人对其所有物的处分权，亦即取消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能。由于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于法令限制范围内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无论设定用益物权还是担保物权，都不能对物权人处分权设定永久的期限限制，否则将使所有权有名无实。
3.物权的效力法定，当事人不得协议变更。物权的效力是指法律赋予物权的强制性作用力，是合法行为发生物权法上效果的保障力。物权为绝对权、对世权，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关涉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影响物权的流转和交易安全。因此物权具有的排他、优先及追及效力，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容当事人通过协议随意改变。例如，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人有权就抵押物优先受偿，如果当事人通过协议设定不具有优先受偿性的抵押权，这种约定应归于无效。
4.物权的公示方式法定，当事人不得随意确定。关于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世界各国的通例为：动产公示以交付（占有）为原则，以登记为例外；不动产均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法律对物权变动时的公示方式均有明确规定，非以法定方式予以公示，物权的变动或者无效，或者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不得协商不经公示的所有权转移。例如，当事人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屋不通过登记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这一约定，因为违反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要件而无效。如果该房屋在未交付前又出卖给第三人，并且第三人已经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则第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根据　
近现代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在采用物权法定原则上，尽管各自依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在立法理由采用上，法国倾向于不得违背公序，着重保护近代物权不受侵害；而德国则注重于保护交易安全”[5]，但基本上都基于以下理由：
（一）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的历史产物　
物权法定原则源于罗马法，但正式确立于近代资本主义民法。如所周知，近代资产阶级政权是在封建专制王权的废墟上缔造的，资产阶级在制定民法并建立物权制度时，面临着如何清理封建时代的旧物权及防止封建制物权复活的问题。封建时代的物权尤其是其土地所有权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属性，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源，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不对其予以清除，物权不能作为真正的产权存在，资本主义市场所要求的自由的所有权制度就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从根本上难以存在和发展。如法国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使所有权财产化、私人化、神圣化，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革命成果之一，便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私人所有权神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544条对所有权下了著名的定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所享有的绝对物限制的用益、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的政治目的便在于巩固所没收的外逃贵族和教会财产的获得者通过大革命而已经取得的权利，为物权法定原则奠定了基础。[6]
较之法国民法，德、日等国民法更为鲜明地确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德国继受罗马法，对物权种类加以限制，与农地改革有关。[7]日本民法明确规定物权法定，是“为了有关土地权利的单纯化，废除土地上存在的旧时代复杂的封建制度式的权利，除单纯明了、自由的所有权外，仅仅承认限制物权，则最合乎近代法的理想”。[8]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明定物权法定原则，也是为了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的复辟。“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系与身份制度相结合，……不仅在同一土地上，因各自身份特权之不同需求，成立重叠之所有权，如前述之上下级分割所有权，致有碍物权绝对性之确保。且挟身分特权之威胁，使物权变成为对人之支配，此尤为近代人权思想所不容，故旧物权制度自须加以整理，使物权脱离身分之支配，成为纯然之财产权，即所谓自由之所有权。旧物权整理既毕，乃以法律规定，并禁止任意创设，以防止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死灰复燃。”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