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中“月”意象的悲愁意蕴

久爱奥鹏晓林

月亮是中国古代诗人们钟情的物象，它一直被诗人们吟咏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上古时期就有了许多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嫦娥，月老都是至今还被人们讲述的神话人物。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唐朝时期，月亮作为情感载体来表现各类意义的情感，诗人们用月亮丰富着自己的诗歌，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历史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并没有使它顿止，而“月”以它不断变化的特性融入到了更广泛的情感中。
从古至今人们因月的阴晴圆缺而左右自己的感情，人们的情绪常常因为月亮的变化而变动。都是可以形容人们对月所反映的情感变化。在唐代诗中，反映对月愁绪的总是比对月欢愉的多很多，欢愉总因月下饮宴、节日团聚，如“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而悲愁总因背井离乡、难以相聚。边塞诗中之“月”因照征人思妇两地，亲人望月无法相聚而沉重苍凉，羁旅诗中之“月”因照贬他乡谪客，望月自觉孤独凄苦，宫怨诗中之“月”因照宫女翘首，长夜望月凄切哀怨，送别诗中之“月”因照离人，望月别愁郁郁，怀古诗中之“月”，因照朝代更替，望月觉沧海桑田而移愁于今。

一、         “月”意象溯源
　　（一）“月”意象的萌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所具有的符号意义早已超越了做为一个星体所具的物质意义。古人对月亮是崇拜的，而这种崇拜又是必然的，试想，太古之初，白天太阳以至高无上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眼中，而待到夜晚，纷繁的天幕中惟有月亮以一种突出的形式直观地影响着人类，加之阴晴圆缺种种规律性的变化，和与潮汐等在当时看来比较神秘的现象互有联系，在先民眼中便有很高地位就不足为怪了。在《尚书•尧典》中便有关于月亮地位神话的记述：“日、月、星辰为天宗，岱、河、海为地宗；天宗，地宗合为六宗”可见，月亮很早就被人们视为神明而加以崇拜，在战国时便有了拜月风俗且流传至今。而同时，勤劳的先民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征服自然的愿望，为了寄托这种愿望，人们编制了许多神话传说，具有很强象征意义的月亮很容易就成为了其中的主要内容。上古时期，便传说月亮女神每天驾银雀行巡夜空，光色娇美的她为人类缔造美满婚姻，更因此赋予了明月以团圆的意象。《淮南子•览冥训》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羿妻)窃之奔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这是有关嫦娥神话传说的最早纪录，并演变出多种版本，最终成为了我国神话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月”表现出的象征意义不仅出现在神话传说里，也表现在其他文学形态中。在先秦文学作品中便较广泛的出现了。《诗经》中，《国风•陈风》的《月出》便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一句。此句的意义在于“月”不是以单纯的被描写的事物出现，而表现在月光和美人交相映衬，既写望月思人，又用“月”指代美人的容貌与心灵这种象征层面。在楚辞中，“月”除了在《天问》中涉及到描写月亮、兔子、神药的“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之外，《九辩》中也曾写：“何泛滥之浮云兮，飙壅蔽此明月”，“明月”借代屈原，表现诗人自己的品德情操如明月般皎洁，与《楚辞》中“香草美人”比兴手法相一致。可见先秦时期，用月皎洁的外在形态来匹配人的情操与气节已较具系统性了。
我们知道，比兴这种写作手法即比方于物，托事于物，借助客观事物寄托主观情事。与“意象”一词的主客观结合的内涵，大致上相同。但在先秦文论中还没有完整的“意象”一词的说法，在文论的萌芽期中观念分布零散，《周易》中提出了单独的“象”和“意”的理念：《系辞上》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但此“象”又非“意象”中的“象”。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而此“意”又非“意象”中的“意”。但其中关联还是有的， 虽“意”与“象”并未结合在一起，且都不在诗学领域范畴，但从之后的意象说来看确有开山之意义。
“月”这一形象在先秦作为情感的载体被表现出来，但由于诗歌初期发展不甚完善，数量很少，且文学理论也还没有上升到更高阶段，自然无法形成系统，但人们已经在诗中零散的表达着这种因月亮的某种特性而产生的情感寄托了，表现出了新生事物所要兼具的不成熟性和成长潜力，也正因为这种态势的出现才可能使“月”由早期的形象在以后的路程中成长为文学系统里的一种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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