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柳宗元的寓言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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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宗元的寓言，在我国寓言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创造性地把寓言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完美的、更富有文学意味和斗争精神的文体，为中国古代寓言成为一种完全独立文体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柳宗元创作的寓言大多都被赋予了时代特色，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标志着社会讽刺寓言的成熟。本文主要就柳宗元寓言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探索，以便对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有较全面的把握
关键字：独立；思想性；艺术性
一、绪论
    柳宗元是唐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一生主要致力于散文创作，其中的寓言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柳宗元不仅继承了先秦以来寓言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借鉴了佛教寓言以及六朝杂文和小说的某些写作技巧，结合个人的生活和当时的政治斗争，通过自身对封建社会深入的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创造性地把寓言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完美的、更富有文学意味和斗争精神的文体，使之彻底摆脱了对其它文体的依附地位而独具特色，为中国古代寓言成为一种完全独立文体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更为重要的是，柳宗元创作的寓言大多都被赋予了时代特色，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内涵。他以众多成功的创作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寓言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寓言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
寓言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它是一种双重文体，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寓体，那就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一部分是本体，那就是这故事所影射的人物与事件，就是作者的本意所在，人们称之为寓意。柳子寓言对寓体的描绘，以及寓体所影射的人物事件，丰富多彩，形象鲜明，都称得上“牢笼百态”（《愚溪诗序》）。体现出他对社会的深刻观察与分析，对物态、人情的历练。
先秦寓言以阐述政治哲理为主，如：庄子寓言宣传“逍遥”、“齐物”，韩非子寓言宣传“因时变法”、“法术势”结合。他们的寓言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即使某些故事描摩现实、讽刺论敌，但其目的不在于塑造现实形象，而在于批判对立的理论。两汉、六朝寓言基本沿袭先秦寓言的传统。柳子寓言则不同，它深深植根于中唐的社会土壤，塑造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的寓言形象，揭露讽刺社会的病态及其代表人物；他的寓言虽包含着人生的哲理，却不是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宋、元、明、清寓言主要是社会讽刺寓言，受柳子寓言影响颇深。
寓言故事早在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已经屡见不鲜，如《战国策》、《庄子》、《韩非子》等作品中都有许多脍炙人口，含义深远的寓言故事，像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邯郸学步，守株待兔等。但这一时期的寓言只是作为一种说理论事的辅助手段，只是一个寓言片断，是事理文章的一部分，是作为史学、哲学著作的附庸而存在的。柳宗元寓言吸收先秦寓言和印度寓言的创作经验，结合个人的生活和当时的政治斗争，通过自身对封建社会深入的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寓言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完美的更富有文学意味和斗争性的文体，使之彻底摆脱了对其它文体的依附地位而独具特色，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在文体上完全独立。
二、柳宗元寓言的思想内容
柳宗元自幼立下“辅时及物”之志，并终生为之奋斗。在朝廷为官期间，积极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的政治改革活动，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受到政敌的沉重打击，由一个“超取显美”的朝官落为南蛮之地的流囚。仕途上的严重挫折，柳宗元虽然产生过悲观、消极的情绪，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执着于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道路，始终抱着“故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 周 君巢饵药久寿书》）的信念。他虽然失去了在政治舞台上展示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但仍然坚持与反动腐朽势力的斗争。他在长期的谪居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人民，了解民众的疾苦，进一步看清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也更激发了他对顽固倒退势力的憎恨，坚定了继续坚持改革事业的决心。这对他的寓言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也正由于此，它们的内涵深邃，警世策人，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巨大的讽刺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的政治面貌。  
1 、针对现实，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现实生活的丑恶现象。
唐代安史之乱后，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上自朝廷宰相，下至州县官吏，无不利用手中权力拼命敛财，一个个中饱私囊。据史书记载，德宗时，宰相元载伏法，“籍其家，得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新唐书•元载》）同样是宰相的王涯，家中所藏书画与皇家不相上下，金玉珍宝不计其数。（《新唐书•王涯传》）宰相尚且如此，其他官吏更可想而知。柳宗元在其寓言作品里对这些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蝜蝂传》就是一篇讽刺贪而不知止者的典型之作。篇中借一种见物就拾取，“又好上高”，直至“坠地而死”的小虫，给“今世之嗜取者”画像。他们“遇货不避”，“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这是那些贪财嗜禄者的真实写照。对这些贪得无厌之徒，作者斥之以鼻，轻蔑地称之“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  蝜蝂，俗名屎壳郎，是一种喜欢背负脏物并好向上爬的黑色小虫。作者借它的形象反映了中唐官场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丑态。
《鞭贾》从另一个方面揭露官场的腐败。其中写一个深谙经商之道善于玩弄权术的商人，用诈骗的手段将一条用枙染成黄色并涂上了一层腊，而“其内则空空”，“其理若粪壤”的马鞭以惊人的高价卖给一位富家子，后来在关键时刻鞭子折断，这位富家子落马摔伤，险些丧命的故事。结尾写道：“今之枙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当其分则善。一误而过其分，则喜；当其分，则反怒，曰：‘余曷不至于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无事，虽过三年不害。当其有事，驱之于陈力之列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粪壤之理，而责其大击之效，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这一段话尖锐地批判了用人上的弊端，深寓用人要当其分的哲理。一则揭露当时那些“求贾技于朝”者“枙其貌，蜡其言”，毫无真才实学而善于自我吹虚和溜须拍马，去猎取高官厚禄者；二则指责统治阶级昏聩无能，轻信这类巧言令色之徒，授之以重权高位；三则指出这种现象导致的严重后果：这种只会伪装外貌，粉饰言辞，而无才无德，腐败透顶的人得以重用，如果处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即使经过三年，也无妨害，一旦有事，要求他们去为国家效力，没有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的。这是柳宗元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更是对当时现实的深刻认识和愤怒谴责。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称这种“无之而工言者”为“贼也”，非坏事不可。他对这种爬上高位的奸猾之徒给社会造成的危害非常清楚，迫切希望最高统治者引起高度警惕。
《三戒》是柳宗元最享盛名的寓言，影响非常广泛。由《临江之糜》、《黔之驴》与《永某氏之鼠》等三篇寓言组成。在序中作者自己说明了创作意图：“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糜、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临江之糜》这则寓言，写的是糜因得主子宠爱，依仗主子的势力，使家犬因惧怕主子而不敢吃它；后来糜离开了主人家出外，脱离了保险范围，外犬没啥惧怕的，于是聚伙把它吃掉了，糜葬身于外犬之腹，然而最可悲的是致死也不明白：家犬没有吃掉它，而外犬为什么要吃掉它。柳宗元显然是借动物以言人事，拿糜去隐射那些狐假虎威，恃宠骄横的奴才，并辛辣地讥讽了他们：如果还继续那样赶下去的话，早晚会落个被“吃掉”的下场。
《永某氏之鼠》这则寓言，写的是永州某家的老鼠，因为主人生肖属鼠，因而迷信不准养猫狗捉鼠，在主人的纵容下，致使老鼠越来越多，越来越凶，而且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迷信鼠的主人迁走了，房主易人，换来一个十分憎恶老鼠的新主人，他见鼠为害严重，就使用一切措施，老鼠便遭到灭顶之灾，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在这则寓言中，很明显是借鼠喻人，以老鼠隐射了那些仗势凌人，贪馋暴虐的逞时做恶的人物。说明那些为害社会、终不悔悟的人，即使侥幸一时，但时间长了必然要遭到“永某氏之鼠”的可耻下场。同时也要看到，古来乱臣贼子总是依附着昏君而存在，所以，这里也对“永某氏”和那些“姑息养奸”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讽刺。
2 、自喻身世，反映了作者在政治失意后的愤懑情绪；坚持理想，讴歌改革之士。
“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柳宗元在永州十年虽有一个“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官名，实则为政敌严密监视下的“流囚”。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对柳宗元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政敌的打击，地位的落差，他感到压抑、苦闷，况且保守派打击、陷害仍在继续。又由于他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成员，在政治斗争中树敌较多，他自己后来说：“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与裴埙书》），更成为朝廷上攻击诬陷的目标。这些无疑是对柳宗元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他的寓言作品除了暴露社会黑暗，鞭挞丑恶之外，有一部分写革新失败后的伤痛、悲愤和血泪体验，并对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及其所从事的改革事业进行了热情的讴歌。 “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感悲恻。”如《愚溪对》虚构梦境，写他与溪神的一段辩论，将被贬的哀怨饱含于 “ 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 ” 的反语中。作者在《愚溪诗序》中言 : “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 ” 这种貌似平静的正话反说，表明作者对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朝政强烈不满。《笼鹰词》，《放鹧鸪词》则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昔日英武神勇，而今虎落平阳，连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何论建功立业 !
《谪龙说》是一篇带有神话色彩的寓言，作者以谪龙自比。“谪龙”即文中的“奇女”，“有光晔然，披緅裘，白纹之里，首步摇之冠。”她的服饰华美，光彩照人，是一位性格坚强，志趣高洁的神女，虽然被天帝贬谪到尘世间，但决不许别人轻侮和冒犯。“奇女”的形象与屈原《涉江》诗里的好奇服，佩长剑，披挂宝玉的诗人形象十分相似，屈原以这一形象象征自己不与世俗同流的高洁品质、伟大理想和出众的才华。柳宗元笔下的“奇女”着装华贵，光彩夺目的形象也有同样的效应。“奇女”怒斥企图前来戏弄的“贵游少年”，表现了作者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士可杀不可侮”的凛然正气和对别人失势而加侮辱、攻击甚而落井下石者的蔑视。因为“吾心侈大”天帝“怒而谪来，七日当复。”柳宗元相信不久朝廷会召他回京，重新起用，他寄希望于唐宪宗，认为宪宗会改变主意。柳宗元遭贬后，并没有后悔自己从事的改革斗争，从他到永州不久写的《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 陆文通 先生墓表》及后来所写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可以看出，他仍在制造为改革派辩护的舆论，而且更集中精力研读改革派的精神导师陆质的著作，这是他继续坚持改革理想的表现。而唐宪宗虽然是在镇压了改革派之后登上帝位的，但他后来在削藩和整顿财政、改善政治方面作了不少切实的工作，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永贞革新”的继续。这也是柳宗元“七日当复”，即怀抱遇赦复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只是柳宗元的幻想，唐宪宗很难原谅革新派在帝位上的问题，每次大赦，“八司马”都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又贬为柳州刺史，直至死在任上，再没有回朝任职的机会。有人认为这篇寓言里的谪龙是暗指王叔文，其实从文中“众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讲室焉”的语句来看，当是作者自比，因为柳宗元初到永州时，无居所，只能寄居龙兴寺。
《行路难》（第一首），也是诗体寓言，篇中夸父和北方小矮人两个相差悬殊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革新派和守旧派两种力量。作者以夸父的奋勇逐日和“道渴而死”歌颂革新派怀抱济世之志并为之英勇奋斗，置生死于不顾的可歌可泣的精神，悲悼他们的壮烈牺牲。北方小矮人即保守派的苟且偷生，幸灾乐祸，反衬了革新者理想的高远赍志而没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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