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优化与税收持续增长的良性互动

久爱奥鹏晓林

产业结构优化与税收持续增长的良性互动

财政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连年高幅增长，远远高于GDP增幅，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何种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以及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税收收入“量”的增长是否带来“质”的提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就是财政收入的健康增长。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直言，近年来财政收入的情况让他感到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经济增长问题。这些“喜人”的数据背后显示出了目前的局部经济过热等现象，比如说，产能过剩、房价飞涨也正是排名前几位的几个省市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节约能源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作为2006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都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紧紧抓住的一条主线”，“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要切实抓好的关键问题”。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地方经济，才能实现税收的可持续增长。6月1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特别是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强调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和深化改革开放上来，坚决改变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注重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全国的形势来看是这样，从宜兴实际来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①实现经济增长与税收可持续增长的良性互动，也是值得我们税务部门思考的问题。工业结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这里，笔者主要结合宜兴市的工业发展与税收实际作一分析：
一、我市工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业产业迅速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85年-1992年)：非农产业迅速发展时期；第三阶段(1993年-2005年)：第二产业高速发展时期。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和通讯设施迅速发展，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个时期，重工业比重显著增长，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我市的产业结构变化也是按照这三个阶段发展。这里重点对第二产业进行分析：
2004年，我市进行了经济普查，统计数据全面权威。资料显示，引领我市工业经济的八大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八大行业2004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15.58亿元，占规模工业的81.2%，完成工业增加值最多的行业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29.00亿元，占规模工业的20.4%。分析八大行业的企业，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问题：
（一）科技含量低，创新能力弱，发展后劲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三少”上：
1、企业科技活动少。特别是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科技活动的企业明显偏少。
2、研发人员少，企业成立专门研发机构的少，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少。
3、研发投入少，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普遍比较低。
近几年来，我市虽然经济总量有所增加，但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层次未能实现较大提升，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2004年全市只有高新技术产业企业123个，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企业的比重仅为22.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偏低，去年才达到30%。国家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没能充分得到享受，科技产业“孵化器”作用难以很好地表现出来
（二）能源消耗高，创利能力弱，行业贡献不平衡。工业结构中高能耗产业所占份额较大。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为1.07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0.782。此外，主营业务收入前50位的企业中，年耗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高能耗企业有32个，占64.0%。部分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导致能源利用率下降，据普查资料反映，2004年全市有33个水泥生产企业，平均生产能力利用率为56.51%，10个钢材生产企业平均生产能力利用率为73.75%。八大行业之间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两个行业的销售利税率、百元销售税负两项指标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分别是12.4%、5.5元和10.3%、5.4元，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金属制品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四大行业指标值明显偏低，分别为3.5%、2.2元，4.0%、2.2元，4.7%、2.5元和6.1%、2.4元。从今年首季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分析，投资重点除电力建设项目外，仍侧重于线缆、水泥、陶瓷、耐火材料等高耗能、低附加值项目，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略显不足，在37.9亿元的投资额中，土建部份17.95亿元、设备部分15.78亿元，分别占47.4%、41.6%，用于房屋建筑等项目的资金明显高于用于设备购进的资金，说明用于提升企业装备水平的投资不足，经济的增长仍过度依赖投资的外延性扩张。
（三）产业分散，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不强。我市企业规模偏小，后发力不强。2004年末，我市规模企业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为4413.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在20亿元以上的企业只有1个，10-20亿元的企业有5个，5-10亿元的企业8个，而同期全省有主营业务收入超50亿元的企业47个。资产规模偏小导致发展原动力不足。2004年末，我市工业企业仅有固定资产原值197.36亿元，其中，规模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150.65亿元，平均每个企业为1151.74万元；规模以下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6.71亿元，平均每个企业为7.53万元(有部分企业一企多牌)。从企业的财务状况来分析，资产总额与固定资产的比率为2.6，主营业务收入与固定资产的比率为3.1，比率明显偏低，如果扣除累计折旧，比率还要低，这样的资产结构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固定资产规模过小，企业的发展就失去了支撑，发展后劲不足也就不言而喻。
     二、工业结构问题对税收质量的影响
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们能发现工业结构问题的影子，在税收高幅增长的背后，优化工业结构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投资带来税收增长，过度投资导致税收“虚胖”
投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保持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20世纪后50 年，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的作用早已大大超过了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因素占到50%－70%左右。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是以外延式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达到3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来推动的，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波动有着直接紧密的关系，同样与税收增长也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和历次高速增长一样，主要源于投资拉动。在现行税制下，价格因素对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通过分析宏观价格指数和微观产品价格变化，可以看出，投资引发的部分行业需求拉动，导致价格攀升，对近年来税收高速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次投资的大幅增长起源于两个方面因素，一是1997开始，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经济结构的调整有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通过连续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电网改造，加强对教育科学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加大对西部大开发的投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投资。二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房地产、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对钢铁、水泥、有色、石化、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产生巨大需求，打破终端产业和中间产业原有的供求平衡。新一轮产业结构失衡导致新的市场供求缺口，并引起价格上涨，形成利润丰厚的发展空间，刺激相关产业迅猛增长。
经济税收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行业税收的畸形发展。这一轮投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出现的市场供求矛盾的适应性调整。在原有的产业均衡被打破、新的产业均衡尚未形成时，必然出现由结构剧烈变化导致的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迅猛发展，乃至畸形发展。投资规模偏大，信贷增长偏快，部分行业增速偏高，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温度偏热，环境、资源、社会承受的压力加大。同样，也导致了税收的畸形发展，加剧了税收在地区分布和行业上的不均衡，而且煤、电价格脱节，资源型产品价格的上涨没有相应传导到最终产品，税收增长过分依赖于资源型产品。这种对能源、原材料产业高利益驱动的膨胀式的投资，也使得近年来结构调整的成果大打折扣，影响新型工业化进程，影响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经济税收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环境的严重污染和资源的巨大消耗。表面上看，投资的增长，拉动了经济税收的增长，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增加了巨大的财富，实质上，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如果考虑治理环境污染支出，考虑资源消耗的代价，再高的税收增长，都显得微不足道，一定程度上，这种单靠资源消耗和污染企业增加的税收越多，透支就越多。盲目扩张、重复建设，带来的不仅是总量过剩的危险，对环境问题和居民生命健康也构成巨大威胁。我们在沉醉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有多少可用财力就是这样被无形无声地抵消。
过猛的投资增速、过大的投资规模，不仅没有增强竞争力，反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加剧了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影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削弱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对财政收入“量”的过度关注，导致宏观税负增大
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和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强调”，把经济成果充分体现到税收征管上来，“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以数字论英雄，对财政收入“量”的过分追求，与上世纪90年代“两个比重”的持续下滑不无关系。但是，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两个比重”的矛盾逐渐缓解。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演示的就是税负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样也要有“度”。这些年来，中央一直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则不断“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要有“量”，更要有“质”。这种“质”，表现在税收征收上，就是要有“度”。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从经济增量中拿走了太多，这正是今天居民消费不足、民间投资乏力的重要原因。当初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为了通过扩大公共支出、诱导民间投资，可是现在，却走向了政策原意的反面。财政收入应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过度财政征税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制约国家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税收负担率（年度税收总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负）从1995年的9.8%提高到2005年的16.9%，共提高了7.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从“十五”期间看，税收负担率从2001年的13.8%提高到2005年的16.9%，税负率提高了3.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62个百分点。按照“十五”期间税收负担率的提高幅度，预计在“十一五”末期，我国的税负率将达到20%左右。税收负担率的提高是近些年中国税收超高速增长的直接结果。或者说，税收的超高速增长是宏观税负提高的直接条件。
值得说明的是，税收负担率仅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的主要部分，尽管我国税收收入占全部财政预算内收入的90%多，但是从企业来考察，其负担的政府收入还包括社会保障缴费、非税的政府收入以及收费等。一些专家的计算是：2004年我国的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9%，加上社会保障收入，我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将近23%。也有专家估计，在这种计算的口径上，再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7%左右。
反映在税收工作上，表现在税收计划分配方式不合理：一是“以支定收”、“基数递增”，每年国家下达的收入计划任务都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然后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以此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二是是层层分配、层层加码。税收计划一般层层分配下达至各级，甚至落实到个人。地府政府每年往往都要根据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在税务系统内部下达的年度收入计划基础上，再追加一块任务指标，“应收尽收”往往服从于“确保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