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行政腐败问题浅析

久爱奥鹏晓林

经济转型期行政腐败问题浅析


一、行政腐败内涵界定
（一）行政腐败的概念
行政腐败是指行政人员违背公共利益，以权谋私，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其本质是指国家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官员，没有履行被赋予权力的相应职责，为谋取私利或所在小集团的不正当利益，非法用权，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行政腐败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产生于多个层次和环节的综合性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二）行政腐败的表现及时代特征
1.行政腐败的表现
行政权力腐败发生的范围很广，几乎在有公共行政权力存在的地方就有行政权力腐败的存在，就社会领域来说，行政权力腐败可以渗透到政治、经济、道德等各个方面。行政权力腐败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最为常见，发案率最高，权力腐败的特征最为明显。从纪检监察机关的统计数据看，全国每年处罚的行政权力部门的人员中，经济方面的违纪居各类错误性质的第一位。从具体表现形式看，主要有以下五种：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以权经商，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以权谋私、挥霍浪费。行政权力腐败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政治倾向、政治品质、工作态度和效率、组织人事等各个方面，这方面的腐败行为对党和政府的肌体的腐蚀性和危害性也是相当大的。行政权力腐败在道德方面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腐败紧密相联系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很多腐败本身就是和一些掌权者的思想道德有关。主要表现在贪图享受，及时行乐的不良风气在一些行政人员中有所蔓延，用公款游山玩水，参与赌博，甚至嫖娼包二奶，为了追求享受，有的大肆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资财，贪污受贿，违法犯罪。
2.行政腐败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转型，我国的行政权力腐败出现了以下几个新的特点：一是发生率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多，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在建国初期，万元大案在全国就是很少见的，而现在万元案件已属小案，几百万甚至千万的大案已屡见不鲜。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嫌挪用32 亿社保基金案。尤其是一向被视为清廉的津沪二地出现高级干部腐败案，暴露出长期以来对高级干部行为监督乏力的体制缺陷。二是在查处的干部中，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被查处的越来越多。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案件受到查处的比例逐年上升，这一方面说明反腐败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说明腐败行为在由基层向中层和高层蔓延的严峻形势。三是被查处的窝案串案越来越多，由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近些年来从一些地方或部门挖出的窝案、串案的增多，单位犯罪（包括法人犯罪和非法人单位犯罪）案件的上升，部门或行业性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均说明了这一点。根据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以及法院的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1992年之前，尽管有较多的省部级官员受到纪检机关的查处，但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由检察院提起公诉并由法院做出判决的案件只有1987年的原安徽省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受贿案，1987年源江西省省长倪献策案，1990年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1991年的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福才受贿案以及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周文吉受贿案以及1992年的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受贿案。自1993年以来，受到法律制裁的省部级腐败官员明显增多，从1993年至2005年间，有50名省部级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检察院提起公诉，其中有38人有法院依法判刑。其中，仅2003年就有13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这说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后，省部级官员腐败现象日趋严重，涉案官员数量大幅度增加。 四是贪污受贿由直接变为间接，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六是行政权力腐败方面的贪污受贿犯罪从经济领域向文化教育以及政治领域扩展，涉及的部门也越来越多。贪污受贿的权力腐败行为以前多发生在直接管财物的部门，而现在则向其它部门渗透，稍微有些行政权力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职权搞腐败。腐败行为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了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就连被视为社会良知的守护神的新闻出版界和学术教育界也未能幸免。
二、经济转型期行政腐败的危害
（一）危害经济建设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市场经济就要遵循价值规律，尊重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但是行政权力腐败的本质特征就是权钱交易，政府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市场进行不正当的干预，从中进行索贿受贿等各种不正当交易，这样就破坏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使市场秩序无法正常运转，侵占了市场主体的利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也就难以发挥出来。每年因公款吃喝玩乐、贪污挪用、偷税漏税等不正之风和违法犯罪活动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上千亿元，因此行政权力腐败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贪官贪污的钱款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接受个人所得的受贿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据官方报道的仅仅外逃贪官携带出的贪污款就达 4000 多亿人民币，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知道具体数字的国内的贪官和没有查出来的贪官要远比外逃贪官带走的多得多，可想而知，仅仅贪官贪污的数字已经是天文数字，如果把官员的公车腐败，公款吃喝腐败和公款出国旅游的费用加起来，就不是几十个三峡工程，几千个希望工程所能相比的。再加上官员决策失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恐怕中国人几年，几十年的辛苦劳动的成果都付之东流。可见贪污腐败危害猛于虎，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坚决的反对行政权力的腐败，才能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破坏社会风气
腐败破坏公平正义社会环境的形成。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道德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特别是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持，它虽然不是用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但用舆论和社会监督来保障。然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如利用合法程序任人唯亲、利用内部信息牟取暴利、利用权力向亲友输送实质利益并使自己间接获利、滥用自由裁量权为他人或自己牟利，等等，造成了社会的机会不公正；利用权力的交换相互牟利、利用权力为“继承”或“转移”牟取私利、利用集体决策牟利并规避个人责任，造成了社会的规则不公正；利用权力和政策广结关系网并牟取私利、利用权力“期权”牟利、利用职务消费黑洞大肆牟利和享乐，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在社会上造成形成极坏的影响。以重庆“涉黑打黑”案为例，以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为首的一批贪官污吏纷纷落马，私生活上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领导干部生活情趣的社会影响不容低估，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三）危及社会稳定
在中外历史上由于贪官污吏滥用公共权力、以权谋私等问题引起社会动荡甚至使国家灭亡的事例有很多。即使是在当今社会，由于腐败而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也并不鲜见。首先，腐败会使执政党丧失政权。腐败使民众对一个国家政权丧失信任，造成政府的信任危机，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在我国社会内部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干群关系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它直接影响执政党和广大群众的关系，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腐败像蠹虫一样蛀蚀着干群团结，使干群矛盾突出，干群关系紧张，造成上访频繁，甚至造成群体性事件。其次，腐败分子采取不正当的、甚至非法的手段牟取暴利，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使广大劳动群众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不平衡，这也是不稳定的因素。这些腐败行为，滥用国家权力，利用公权争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践踏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延缓了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也扰乱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秩序。
三、经济转型期行政腐败高发的根源
（一）经济转轨提供了腐败的机会
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但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腐败的深层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本身。在计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腐败的突出表现如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等都与市场交易有着相当大的共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经济格局为交易互利创造了许多的机会。首先是大量独立的经济主体的萌生。随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各种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形成，他们中有些人为获取政府官员手中权力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往往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拉拢腐蚀掌握着人、财、物支配权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从而引起疯狂的“寻租行为”。其次是社会物质利益合法分配形式不公所导致的非法分配形式的存在和蔓延。再者是新旧体制同时运转造成的不平等竞争环境，为腐败者带来了巨大的超额利润。
（二）制度缺陷助长了腐败的蔓延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新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里孕育和生长的。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的一些弊端还没有完全革除，新体制尚不完善，新旧体制的并行，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各种摩擦和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具体制度的缺陷，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而正是这些制度缺陷，客观上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首先是权力配置的失当。突出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正是这种没有限制，缺乏约束的权力导致了腐败的蔓延。其次是政府职能的错位。突出表现为政府对市场过多的行政干预。政府的不当介入，会打断市场的自发作用，而这种支配社会资源的便利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必然诱发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占有社会资源，最终导致腐败。第三是权力监督的软化。目前我国对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完备和有效的监督体系，现行监督机制在内部结构和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监督效能的发挥。
（三）文化积弊营造了腐败的土壤
新时期腐败现象高发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述的经济以及制度等原因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腐败现象的产生还受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今的腐败是中国历史上腐败现象的延续。漫长的封建社会，官僚腐败严重，完全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虽然我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但封建社会的某些“遗传基因”却是难以消除的，其影响力也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较为匮乏，再加上今天国门大开，西方的腐朽思想也必然侵扰。其次，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在文盲、半文盲广泛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极易滋生大量的腐败行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民族素质相对较低。从某种意义讲，文化水平的低下是一切丑恶现象包括腐败现象在社会中泛滥的条件，它直接影响了社会文明的进程。这里说的文化不是简单指的科学知识，而是一种深层的思想文化意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
（四）欲望膨胀催生了腐败的动机
前面所述的都是客观因素，当然是滋生各种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但是，任何腐败行为的产生，都是由人的动机支配，动机则由人的需求支配。而这里的“动机”、“需求”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客观，但它并不是纯客观，而是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腐败与否还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因素，也就是跟人的需要层次、思想觉悟、价值取向、道德境界、意志水平、法律意识等有关，尤其是当今现实社会充满了各种感官刺激和物质诱惑，使一些人欲望膨胀、价值扭曲、是非颠倒而不能自持甚至铤而走险，这一铁律已为无数事实所验证。
四、建立健全行政腐败防范机制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政府职能转变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干预过度和失当，出现了许多经济上的漏洞，造成大量经济租金的存在，市场受到扭曲。所以，首要问题就是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堵住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与此相适应的是要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经济职能从微观转向宏观。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改变政府的管理权限，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要将属于地方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将经营权还给企业。此外，政府也要放权于社会，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逐步让社会承担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职责。同时，政府的管理方式也要转变。变单一行政管理为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变直接管理为主为间接管理为主，变微观管理为主为宏观调控为主，变指挥命令为主为调节服务为主。当前，尤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垄断行业部门的管制和保护力度，为经济主体创造公正、公开、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实行“登记制”，使资源尽快从权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二）增加政府透明度，严格推行行政公开制度
增加政府透明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建立“阳光政府”就是最好的防腐剂。历史的经验也表明，政务越不公开，行政越不透明，群众就无从监督，就越给营私舞弊者以可乘之机，腐化堕落，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就越容易蔓延。因此，要大力推进行政公开制度。以行政公开制度遏制行政权力腐败是现代社会行政民主化的内在要求。民主政治的体现是公民的参政权和议政权，而参政、议政又源于知政权。所以，人民管理国家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向人民公开政务活动。行政公开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诸如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政权，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对政府的监督，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及时寻求损害救济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却是其督政防腐的功能，使其按照民意勤政廉政或者改正错误。此外，行政公开还有利于新闻舆论的监督，有利于“第四种权力”作用的发挥。当前，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要大力推进窗口式透明化办公和采用数字园区网上办公系统，营造电子政府。尤通过公开化，竞争化来管制行政稀缺资源并拓宽行政公开的渠道，加强透明度，使政府行为得到更好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