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寒夜》的悲剧原因

百分百晓林

奥鹏在线作业资料《寒夜》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于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优秀长篇小说。它反映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重庆的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描写了小公务员汪文宣及其家庭的悲剧，控诉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小说里写了这样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汪文宣在家成了母亲和妻子争吵的受气包，最后他在贫病中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当时社会，他们都避免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在绝望中咳血而死，汪母带着孙子不知去向，当曾树生重回故居时，已经是“死的死，走的走了”。她徘徊在街头，“好象是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这确实是个寒夜！
   面对这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我们在悲痛、震撼之余，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些人物的结局会如此的凄惨？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善良的人们朝着死亡的深渊一步步地逼近呢？透过层层迷雾，揭开作者所描写的日常琐碎生活的表层面纱，我们就会发现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一、黑暗的社会是罪魁祸首
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的那个冷酷、黑暗的社会。正是这个无情的社会吞噬了主人公的理想，扭曲了主人公的性格彻底地毁灭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着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①
    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崇高理想被现实生活毁掉了。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固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作品中另外两个小人物的悲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是文宣的中学同学唐柏青，他是一个有志著述的文学硕士，汪文宣一直认为他的处境要比自己好，可是由于上司故意捣乱，不准他请假照顾即将生产的妻子，导致妻子在难产中死去，他在痛苦中借酒浇愁，又惨遭车祸，身首异处。另一个是汪文宣的同事钟老，他没有亲人，没有家室，时常会帮文宣一点小忙，就这样一位好人也染上霍乱症死在汪文宣的前头。主要原因就是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可见，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善良知识分子都有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命运。
    作品中的汪文宣夫妇当然也不会例外。他是一个重视本分，为人忠厚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大学教育系。在生活上与事业上他没有过高的要求。他和曾树生是自由恋爱而结合的伴侣。他们在大学读书时曾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战争中的重庆，物质环境恶化，他们的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理想教育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它很快就被现实无情地碾压变成了不堪回首的泡影。理想破灭之后，汪文宣一家从上海迁到重庆，而且双双失业。汪文宣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馆公司里谋到一个校对的小职位。但是当时社会是一个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像汪文宣这样既无钱又无势的小人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长年累月，拖着病体，在主任科长之流的歧视和欺压下，战战兢兢，拼命工作，以保住一份低微的薪金，当他在这个公司里做了两年的牛马，当他被工作的重负和生活的压力搞得病倒后，就被一脚踢开。正如巴金先生在《谈〈寒夜〉》中所论述的：“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主任、经理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本质。可惜汪文宣没能看透这个社会，所以只能一步步走入痛苦的深渊和走向死亡的坟场。再来谈曾树生，作为妻子的曾树生，她虽然不像丈夫那样胆小、懦弱，但是她也没能摆脱社会给她造成的悲惨命运。在银行里，为了生活，她不得以用当“花瓶”的工作来贴补家用。其实她的内心也很痛苦。她并不甘心做玩偶，但她又能怎样呢？在随陈主任“调职”兰州问题上，固然有其自私的一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所决定的，是冷酷的生活，万恶的旧制度促使她最终倒向金钱的。她和汪文宣一样，都是强忍着内心的酸楚，在痛苦中做着违背自己意愿的事。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除了他们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外，更主要的是他们不能主宰自己，是“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②
    综上所述。正如巴金所说：“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③“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④许多中国大陆学者也认同于这种解释，认为这部长篇“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揭示了这个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⑤
    二、婆媳矛盾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婆媳矛盾是造成汪文宣一家悲剧命运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是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陋习与“五四”运动新思想的矛盾冲突，是时代发展，历史发展的产物。她与曾树生的冲突，是两种不同文化教养的伦理观、人生价值观的冲突。
    作品中的汪母原是“昆明才女”。是个有教养的老一辈知识妇女。战前在上海过的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儿子回到四川，没有几年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汪母与曾树生之间的争吵频频发生，并且愈演愈烈，一直恶化到“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地步。这究竟出于何因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婆媳之间就不能和谐相处呢？
    实际上，这一婆媳矛盾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汪母所受的是封建道德教育，正如树生所说她是个“自私而顽固、保守”的妇人。她不满意曾树生，主要有五个原因：一是树生同文宣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就同居，生孩子，不符合传统礼仪，她只把树生视为“准”媳妇，并以此作为武器来攻击树生：“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二是树生没有俯首贴耳地顺从婆婆。作为婆婆,汪母是一个父权思想严重的封建家长，封建正统的文化教育在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都是按照古老的既定的模式来思考问题的 。时代已经变了,但她却依然拿旧的规矩去要求家人,时时处处以自己年轻时候为榜样,来要求儿媳，对自立自主的儿媳非常不满。她对汪文宣说对曾树生的不满：“我十八岁嫁到你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她认为女人就应该在家里规规矩矩孝敬婆母、伺候丈夫，这样做才是本分。她希望自己像旧时的婆婆一样在媳妇面前说一不二。三是满脑子旧意识的母亲看不惯儿媳的俏丽，更看不起儿媳充当的“花瓶”角色。树生每天都打扮得“妖形怪状”去上班，还陪着别的男人赴宾馆，进舞厅，不守妇道。虽然她看不惯儿媳，但是她又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媳妇的钱，这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以致更加怨恨媳妇，时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来分析一下汪文宣的家庭。汪文宣家庭的先天性不足，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们一家不可能获得幸福。汪文宣是某图书公司的小职员，他具有老实和不善言谈的性格，也不从来不愿意用巴结讨好上司的手段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他这样善良而倔强的个性，使他只能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收入，即使他很有才华也丝毫没有用处，他不可能从这个病态的社会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加之战争所带来的物价飞涨，人的生活状态的不得安宁，他更是没有办法带给家人好的生活。而其妻曾树生因为职业的不对口，才能得不到发挥，年轻时代的热情的梦想早已被冷冰冰的现实击得粉碎，她不能从事业中获得精神寄托，满足生活追求，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但她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帮助丈夫养活半个家，替无所作为又卧病在床的丈夫分忧解愁。她出生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她本身是不富裕的，但是她对富裕、幸福生活的却有着强烈的追求，这就导致她心理上的失衡。她不习惯过贫贱的、劳累的、艰苦的生活，她有中层阶级青年女性特有的虚荣心，认为女人的青春容易消逝，如果不及时把握，及时行乐，生命中将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于是，她也希望自已和其他和她条件差不多的女人一样，在活着的时候能过得快乐、幸福，不辜负自己的青春。但汪文宣和他的家庭不能给她提供这一切，相反，她还要反过来去承担这个家庭的一部分责任。为此，她只得到大川银行去充当行员，作为“花瓶”任人欣赏，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陪银行主任陈奉光出入咖啡馆、舞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去换取较高的薪水。她做的这些，既是她主观愿意所要追求的，又是她主观意志抗拒不了的的。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她的婆婆看不惯她但又直接或间接的不得不花她的钱，她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固，日益加深，以致难以调和。四是树生不能与一家人共同吃苦，她追求舒适高贵的生活，不肯安分守己。婆婆对媳妇的恨一方面是站在长辈的立场上，而另一方面又是站在汪文宣的立场上，指责曾树生不安分守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