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主要差异

百分百晓林

一、叙事层面的差异
（一）叙事的真实度                                          
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的确是这样。但是虚构是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哪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羽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像正史中所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比较接近历史。
《三国志》的作者是西晋初的陈寿（233—297年），他在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叙事的结构  
《三国演义》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充实，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志》叙事结构没有一体化特征。它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
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二、人物形象的差异
《三国志》中的人物大多是按照史实记载的所描写的,是真实的。而《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一）周瑜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不同点                     
历史上的周瑜风姿英发，心胸广阔。东吴老将程普，早年跟随孙坚，自以功高，瞧不起年轻的周瑜。但周瑜并不与程普计较，最后使程普自己折服，程普说道：“与周公瑾交，如饮醇缪，不觉自醉。”到宋代时，世人还是很喜欢周瑜，这一点从苏轼的《念奴娇》一词中就可以看出②。但到了元代以后，人们就逐渐对周瑜进行形象改造，到《三国演义》成书时，周瑜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述孔明周瑜斗智，周瑜屡次不胜，最终饮恨而终的结局历历在目，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概念，一种显而易见的误解，就是周瑜是个心胸狭窄，不能容物之人，甚至在演义本身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这方面词语。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演义第四十四回这样讲到：“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此人助刘备，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鲁肃道：‘诸葛瑾乃其亲兄，可令招此人同事东吴，岂不妙哉？’瑜善其言。”其实问题已经相当清楚了。周瑜并非嫉妒孔明之才高于自己，否则决不会答应鲁肃请孔明一同至吴共辅孙权的建议。因为善妒者绝不会头脑简单到愿意令一个才华远胜于已的人与自己共辅一主，这样做于已今后有何好处？《三国演义》却说周瑜听从了鲁肃的建议，这不是从侧面说明了周瑜气度的恢弘吗？如果硬要说周瑜在嫉妒孔明之才高于自己，倒不如说周瑜在嫉恨孔明如此之才却不能为东吴所用。从政治角度上讲，对于才不能为我用的人而设计铲锄之，显然是不能用一个嫉妒就可以说清楚的。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被诸葛亮用计夺取荆州南郡，美人计失败，最后连“假途灭虢”之计也被诸葛亮识破而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后活活气死的。但据《三国志》的史料，当年刘备屯兵油江口时周瑜已为南郡太守，而油江口也是那时孙权、周瑜“借给”刘备的。《吴主传》载：“十四年，瑜、仁（曹仁）相守岁余，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由此可见南郡等城是后来“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决非是诸葛亮先行抢占的。《三国志平话》中曾虚构了周瑜借箭的事，但《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了要突出孔明，让他压倒周瑜，却把这段故事又搬到孔明身上。另一件让周瑜“英名扫地”的“东吴招亲”，《三国演义》把周瑜写成导致吴国“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罪魁祸首。但《三国志》中却记载着：“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孙）权，绸缪恩纪。”这说明所谓的招亲实际上是孙权听从鲁肃关于“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的建议而施行的一种外交手段，周瑜根本无需去设什么“美人计”。
至于周瑜之死，《三国志》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况且史学家裴松之考证巴丘应是巴陵，距荆州尚远，那么，周瑜怎么可能被诸葛亮气死呢？周瑜与曹仁作战时右胁中毒箭，他的死使吴国失去一根中流砥柱。历史上的周瑜根本不是什么斤斤计较、嫉贤害能的量窄之人，而是一位礼贤下士、宽以待人的将才。可惜周瑜英年早逝，连吴大帝孙权也为他素服举哀并流涕曰：“孤何赖哉！”以致数年后仍念念不忘地说岀“孤念公谨，岂有已乎”这样感人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