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解决的政府责任

百分百晓林

三农”问题解决的政府责任
     
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被统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难点。
一、“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政治影响
　　中国的“三农”问题引起了知识界和政府的密切关注。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愈显突出，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割裂严重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收入增长较快，一部分农民脱离了贫困。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增收乏力，贫富差距逐渐加大。贫富差距加大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份所属32个县市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调查，低收入（年均纯收入1千元以下）和中收入（年均纯收入1000－1999元）组占到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按世界银行的测定标准，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是在农村。
　　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东西部农民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我国的近3000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西部地区。事实上，地区差距背后主要的问题还是城乡差距，西部欠发达地区内的城乡差距甚至大于全国平均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我国的开放政策是从东部沿海14个城市开始试点，逐步扩大的，20多年来，在东部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迟缓，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GDP的59%分布在东部地区，而这一地区的人口约占全国的40%。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占有GDP总量的27%和14%，远低于其36%和23%的人口比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根源在于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因而事实上还是一个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市场经济下，日益扩大的城乡之间物质水平差异，使得农民的“老二”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的“十大阶层”中，农民已经下降到“老九”的位置 ，与从“老大”下降到“老八”的产业工人阶级同时沦为社会的弱势阶层，在政治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作为国家主人和统治阶级的内涵越来越少，农民的政治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
　　日益扩大的城乡之间物质水平差异，产生了城乡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出现对立局面。现在，发达的城市地区谈论的国际接轨、网络经济、人文精神、公民意识、环境保护等等，在广大农村却如听天书，农民更加关注的是温饱、疾病、子女学费等基本生活问题，农民无法接收现代文明的信息，固有的愚、穷、弱、私、散的性格无法向现代公民性格转变。同时，大量农民工的流动使得农民对城市的不满较之计划经济的封闭时期更为直观和突出。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一些农民工“一是不愿再像他们的祖祖辈辈那样艰苦奋斗，恪守有劳才有获的理念；二是不愿再坚守他们祖辈遵循的‘集体本位’传统，而为‘自我中心’的观念所支配；三是不再如其祖辈那样具有强烈的权威意识，而是蔑视一切秩序和权威，迷信暴力。”这种意识形态在农村表露出来，农民只会认为是受城市影响的，反过来加深了固守在农村的农民对城市的敌视。
　　（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干群矛盾难以缓和
　　农民负担重在哪？农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样一句话：“头税轻，二税重，收费是个无底洞。”“头税”是指国家征收的农业税。一般认为，我国的农业税是一种轻税政策。“二税”是指农民向乡村两级组织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农民负担重主要是农业税外的负担失范。税费名目繁多，税费负担沉重，直接动摇了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以“费改税”为特征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对税费负担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减轻农民总体负担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更为严重的是，农民负担过重，容易抵制税费收缴，甚至采取过激措施，激发干群矛盾，导致恶性事件和群体事件。与此同时，一部分民选的“村官”缺乏奉献精神，认为自己受苦受累又得罪人，一年到头，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一些干部政治荣誉感消退，信念有所动摇，没有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村务管理上。有调查资料表明，在被访村干部中有38.7%的人对其所得补贴不满意，问其原因，有60%的人回答“工作辛苦、任务重、付出多、得到少”；35%的人回答“不如种地或做生意挣钱多” 。可见一些村干部已经没有把自己作为普通农民的代表，没有基于农民普遍贫困基础而树立责任意识。
　　（三）县乡财政困难，引发严重后果
　　县乡财政负债严重，在不断加大基层财政风险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加重农民负担。乡镇政府普遍存在想方设法从农民那里多征税费的现象，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成为了按地亩或按人头的“人头税”，有的借各种名义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使农民税外负担快速增长，造成“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二是造成债务的恶性循环。债务要支付利息，在没有新增收入的情况下，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导致县、乡、村债务日益沉重。三是无法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由于财政入不敷出，许多县乡政府无力向农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农村基本建设、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农民在正常纳税以后，不得不继续承担应该由财政开支的项目。四是影响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政权的存在，以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基础，而县乡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几乎无法履行这一基本职能，相反，为了筹集人员工资，难以避免利用公权，非法榨取小农剩余，激发农村的干群矛盾，不仅难以维护乡村社会自然秩序，反而会强化乡村社会的离心力，影响社会稳定。
　　（四）农村人才缺失，影响村民自治效果发挥
　　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农村精英高考升学越来越多，这些人基本上不再返回农村。而个体经济发展也使得很多农村精英离开了本地，外出淘金。特别是1995年以后，进城打工农民剧增，对农村自治人才是一个最大考验。据资料分析，我国从农村流出的农民工在12000万左右，流出的农民相对而言是农村文化水平较高，年纪较轻，观念较新的人群。大量的农民外流，使得农村自治人才缺失，农村干部的素质普遍偏低。
农村人才的流失，不仅导致了农村干部的素质普遍偏低，还导致了农民的民主权利无法得到有效实施。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直接选举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需要以现代公民意识的村民来选举、监督，对于违背村民利益的村委会成员，村民要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予以罢免。然而，很多农村由于外出青壮年太多，留在当地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因而对于村委会成员的监督很难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民选的“村官”反过来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情况
二、“三农”问题的主要政治原因
　　（一）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体制障碍
　　1、二元体制的产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从来不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分割与断裂。历朝统治者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农民的地位甚至高于商人；建国以后，我国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自由流动，然而，1954年宪法取消了人口自由迁徙权的规定，随着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国家的各项政策，沿着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分割体制的惯性，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逐步强化这种分割，为两部分居民建立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农业税制度、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最终形成城乡之间断裂的两个社会。
　　2、二元体制的加剧。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生活中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二元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由“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转为“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和“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交叉并存。在生活必需品时代，一个城市家庭每个月几十元的收入用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数是农产品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尽管存在“剪刀差”，但城市对农村的依赖很重，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流到了农村。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城市家庭收入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城市大量的花费在于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的费用、电器、医疗、子女的教育、旅游以及其他的服务等，而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城里人支出的大部分很难再流到农村去，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断裂形式“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这样，在原有的人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还没有消除之时，又加上了一种由市场因素造就的“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使得人为制度因素与经济等“自然”因素叠加，加剧了二元分割体制。